一群海上书画家的30年梦想与坚持

　　每周一例行聚会，几十位画家凑在一起，聚首谈艺、笔墨论道，乐在其中。　蒋迪雯　摄   

　　■本报记者　梁建刚　实习生　顾霁婵

　　■海上书画院已坚持30年，朱鹏高觉得，能说得出的原因，就是那种纯粹，“艺术原本便是纯粹的，人也一样。就像画画，原本就出自热爱，和金钱、名誉无关。纯粹地专注于画，追求内心向往的东西，那会得到更大的幸福”。优秀文化的传播者，应同时为优秀文化的坚守者。每个领域有了正风，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希望。

　　■艺术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载体，“画家只有在为百姓、为社会的服务中，才能真正艺尽其用，获得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”。朱鹏高说，这种接地气，在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同样重要。借助诗歌、泥塑、中国传统书画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，使抽象的核心价值观具象化，单纯的文字丰富多彩地表现，能真正为老百姓接受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　　■传统文化是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一代代的积淀，是文化的“活灵魂”，以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等12个词概括而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正是传统文化精粹的代表，两者一脉相承。

　　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，握着一支毛笔，提手悬腕，点染皴擦，几笔之间，一幅远山飘渺的影子便朦胧地浮现了出来。
　　他的身后，一位中年人抱着手，默默看着；几位年轻画家站得更远些，不时轻轻低声交流几句。
　　屋内安静极了，只有传统镂空的木窗外，老西门热闹街市的熙熙攘攘声不时传进来。这一方灰墙黛瓦的城墙绕起的明代古建筑，犹如一座小小的城堡，将内外隔开。
　　今年7月，中宣部举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组团队研讨会，明确指定由他们——上海海上书画院与上海市华侨书画院作为主创团队。其中由中宣部发起的“时代楷模”、“最美人物”两个品牌栏目都由两院担纲。
　　这在全国，还是独此一家。

　　画派

　　这座小小的“城堡”叫做大境阁，向前一直追溯，甚至可追到明朝万历年间。
　　那时候，大境阁，又被称作关帝殿或大境关帝庙，造型别致的报厦式三层楼阁，现在还供奉着关帝像。
　　门外一条窄窄的、满是老上海气息的大境路，另一头连着热闹的城隍庙。而这一头，树林荫翳，黛色的古城墙与大境阁的朱色阁楼，稍不留心，很容易便错过了。
　　可是，无论从历史，抑或价值上说，大境阁真不是一个可以忘记与错过的地方。
　　它不仅是目前上海保存完好的最后一段古城墙与关帝庙遗址，更已少有人知的是，这儿堪称海派文化的发祥地，对中国近现代书画影响深远的“海上画派”，包括“海派”一词，正出于此。
　　坐在大境阁中，朱鹏高的眼神氤氲，“不过，当时我一听到能把画院搬到大境阁来，想也没想，就答应了。”
　　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，上海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城市，在社会动荡中，各地画家纷纷流寓上海，或求得安宁，或以卖画为生。
　　为了卖画谋生，也潜移默化地吸收上海的东西杂糅，这些画家开始取东西绘画之长，主动将传统文人山水画与民间风俗画结合，将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西方色彩融合，在传统中更加贴近现实，以求雅俗共赏。
　　传统文人将这群“离经叛道”者称为“海上”，这些画家干脆拿来自嘲，风格独特的“海上画派”由此而来。以开放、兼容并包为旨趣，没想竟影响了此后中国书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潮流。
　　此后，“海派”一词逐渐扩展到京剧、建筑、家具、作风等，以商业、开放、多元、大众、新颖和海纳百川为特色的海派文化，终一时蔚为大观。
　　就在这大境阁，“海上画派”中的“四杰”任伯年、吴昌硕、虚谷、蒲华中，任伯年、吴昌硕曾常年居住在此，虚谷更是终老于此。要说这里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，海派书画的创作中心，不为过……
　　曾经的故事之后，1996年大境阁修复完成，朱鹏高听闻便努力申请，将自己成立的民间书画团体“海上书画院”，从文庙搬到了大境阁。
　　“这不是很自然么？”朱鹏高反问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1984年成立的海上书画院，唯一的目标就是传承、振兴海派书画艺术。回到大境阁，似乎就是一个表决心的声明。“每次在这里作画，好像都能感到前辈的身影，想到他们的努力与创新。”
　　这并不容易，但朱鹏高与这群上海画家们一直坚持至今。2008年，又在大境阁内，成立了上海市华侨书画院。两院接收了上海画家90多人，全国各省市书画家50多人。
　　每周一例行聚会的时候，几十位画家凑在一起，聚首谈艺、笔墨论道，围坐在画案前，你画两尾墨虾，我写三杆老竹，书画为朋，笔墨为乐，乐在其中。

　　画家

　　时代从不曾停下脚步。
　　曾经盛极一时的“海上画派”，影响力早已不及当年。
　　“南有岭南画派、北有京津画派、西有长安画派，这些年的风头都比海派要好。海派画家作品的价格、认同度也大大不如。”张乔荣刚过半百，身形高大，在海上书画院里，他属于最年轻的一批海上画家，每言及此，更多的是忧虑，“学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即使专业出身，喜爱并坚持中国传统书画的，也是凤毛麟角。油画、抽象画、波普艺术……都更容易卖、容易出名。”
　　不时传来千万元的书画价格，令普通人对画家这个群体，充满好奇与向往。
　　“真实的故事是，几年前我刚辞掉工作，决心以画为生时，连续好几个月我都没法给家里一分钱。”比张乔荣年轻些的宋荣涛笑笑，“全国成千上万的画者，在塔尖闪耀的不多。就算是金字塔尖，那些价格真完全属于画家？”
　　吴冠中曾说：对报考美院的学生，老师和家长应该给他讲明利害。如果他学画的冲动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，这样的人才可以学。
　　张乔荣与宋荣涛深以为然：“对画家来说，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。学画的，是一群顽固分子，骨子里认定自己一定是做这个的。”
　　发现自己，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。这群上海画家，即便专业出身，起初要选择以画为生，还是需要勇气与选择。
　　张乔荣，最初在上海第九棉纺厂负责样品的花样设计和美工，宋荣涛1982年应征入伍，喜爱画画的他在部队写标语、出墙报、画宣传画；而与他们年纪相仿的画家姚振彪，也是在上海的纺织厂、纺织局工作。当时，全上海喜爱书画的爱好者们，大多汇聚在沪西文化宫和沪东文化宫。
　　最热闹时，文化宫里每天都挤满了学唱歌、乐器、书法、素描、国画的爱好者们，现海上书画院副院长李景林就曾是文化宫的指导老师。
　　市场大潮浩浩汤汤，当年的上海纺织砸锭轰动一时，造就了无数故事之余，张乔荣们也在奔波中，逐渐找到了自己，“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工厂的工作，真心喜欢画画”。
　　2000年，张乔荣辞掉了工作，开始以画为生，最初之时，只能帮别人画些版样，在出口的手绢、丝绸上画些图案，聊补家用；而当宋荣涛几个月没有收入时，只有靠着那些画家们的情怀鼓励自己，“朱熹说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内心的向往，就是源头活水，能支撑一切”。
　　老师李景林鼓励他们：用绘画的语言来抒发自己，钱只为生活，可生活，不能只为了钱。
　　“的确，艺术是个人内心的追求，但也有目的和价值。许多前辈的刻苦和情怀，既打动着我们，也让人思考，应当把那些情怀，继承并传承下去，这也是每一代人的责任。”张乔荣想了许久，渐渐找到了自己在以书画为生后，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。
　　2007年，张乔荣申请加入了海上书画院；2008年，姚振彪加入了海上书画院；2012年，宋荣涛加入。“加入不仅是为了在交流中学习，也是自己感受中国数千年书画传统，体会先辈思想的机会。有了组织，有了切磋，近距离感受那些真正大家的魅力和情怀，突然一下，整个世界好像又开阔了。”

　　画院

　　海上书画院，有些与众不同。
　　它是民间团体，没有政府资助，也不养画家，不为画家卖画创收，不评三六九等，“纯粹就是画家相互切磋、坐而论道的地方。”朱鹏高说，“我希望这里是画家思想与心灵的归宿。”
　　这也是朱鹏高在自己耳濡目染的经历中，创立海上书画院的初衷。
　　1981年，在东北当兵的朱鹏高复员回到上海，被分配到当时南市区的街道负责宣传。从小学习书画的他，惊讶地发现，一批上海的老画家们，竟生活在小弄堂里无所事事。曾画过连环画版《三国演义》的画家江东良，还在扫大街。
　　朱鹏高有点心疼，“他们有一技之长，要么帮居委画画黑板报吧。”结果，那一次居委的黑板报，成了再无法超越的“巅峰”。
　　熟悉了，朱鹏高又组织十几位老画家，凑在一起，做了几次笔会。这些老画家们一进屋子，看到宣纸毛笔，眼睛就亮了。
　　再之后，每每请老画家们帮居委画，教市民画，他们从来二话不说，尽力为之，“没人想过自己是画家，要有收入，要改善生活，想的就是怎样能艺尽其用，能为社会、为人民服务，越是和老百姓在一起，他们的兴致越高”。
　　和这些老艺术家们在一起，朱鹏高懂得了两个词，地气、追求。
　　1984年，朱鹏高辞掉了工作，创办南山书画社，后改名为海上书画研究所，1997年定名海上书画院。
　　给不了头衔、不卖画不得利，但这一方净土，却引得无数画家们纷至沓来。
　　“当时，曹简楼和乔木经常来，当时条件差，没有防火设备，不能装空调，不能用明火，夏天非常热，两人来了说，啊这里好，把纸一铺茶一喝，马上就挥毫了。天太热，两人干脆把衣服脱了，就穿条大裤衩，还相互比谁的臂膀粗。”朱鹏高每每回忆都止不住笑。
　　大家一面画画一面聊天，谈笑风生，七嘴八舌地议论，你这个笔墨应该怎么样，那个画面应该怎么处理。也是在这样的场合里，朱鹏高耳濡目染，明白了潜心书画艺术创作的重要，他也为这些前辈的情感所引导，走上了一条立志于振兴海派的道路。
　　书画院有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“规章”：每周一，是固定的聚会日，大家聚首论道，相互切磋；社团中成立了党支部，党员画家带头，为所有画家服务；画院还设立了帮困基金，为去世画家的遗孀每年捐献1000元抚慰金，直到遗孀去世；大境阁内建立纪念处，将所有已故画家的姓名皆刻在墙上，每年共同祭奠……
　　画院之中，不分尊卑，互为学习。宋荣涛就曾在画院中现场求教74岁的大画家杨列章。
　　老人画草，提笔之间，在一小丛枯草中点了几点小亮白；画西北高原上的河，河中突然出现了一小块晕染，宋荣涛登时叹服，“那么一点一亮，那丛草的感觉就不一样了，河流的曲折出来了……”老人笑呵呵地倾囊而授，宋荣涛如沐春风。
　　“书画与名利紧密相连，却又堪称最疏远。”朱鹏高觉得，“动辄千万元的拍卖，撩得人耳热心跳，但书画要好，唯有远离金钱。技术是基础，境界最重要，这是工匠与大家之别。”
　　每个领域有了正风，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希望。海上书画院今年已是30年，还大有愈发蓬勃之势，原本喜爱自由的画家们趋之若鹜。朱鹏高觉得，能说得出的，就是那种纯粹，“艺术原本便是纯粹的，人也一样。就像画画，原本就出自热爱，和金钱、名誉无关。纯粹地专注于画，追求内心向往的东西，那会得到更大的幸福”。

　　画道

　　在画院有了心灵的归宿，接着会是追问，艺术，究竟只是一种自娱自乐，还是必然会承载更多的东西？
　　朱鹏高在那些前辈身上，找到了答案。
　　朱鹏高记得去探望80多岁的画家严启光，老人家中有两块板，吃饭做饭桌，晚上当床，平素拿着板子，便是自己的画桌。
　　朱鹏高记得张成之，上海第一届书法家协会秘书长，是位老八路，当年他做海上书画研究所的所长，朱鹏高做执行所长，“看着光鲜，可他到了哪里都不要钱，自己的生活穷得要命”。
　　朱鹏高记得老画家谢之光，人们向他求画，他随画随送不取报酬，还自号“白弄山人”自嘲。晚年得病，去世前一月他还在画，求者排队，有人劝他，他一定要画，一直画到了去世。
　　朱鹏高记得80多岁的画家韩长安，画院办大型慈善义卖活动，老人主动报名，坐一个多小时地铁独自前来，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可以不用来，他坚决地说：做慈善，我愿意。
　　朱鹏高还记得老画家王柳影，每到过年时干脆包下了周围邻居家的年画和门神，一一画好送去，让邻居贴着讨个吉利；大年初一，王柳影与徐培三跑到画院给朱鹏高拜年，朱鹏高惶恐，两位老人倒是洒脱，“我们就是过来玩玩，喝喝茶嘛”。一点没有前辈和后辈的差别。
　　“他们对画，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，不是为钱，不是为名，只有心里的爱，这种东西，是最宝贵的。”朱鹏高说，更重要的是，艺术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载体，而是与人、社会、时代紧紧相连，“心为画先，艺术与人民、时代相连，才会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；画家只有在为百姓、为社会的服务中，才能真正艺尽其用，获得取之不竭的创作动力源泉。”
　　所以，也才有了郑板桥以竹子传情，关注百姓的疾苦；吴昌硕画青菜萝卜，以表对平民的关切和热爱；齐白石画和平鸽，期待世界的和平；刘海粟十上黄山，以画表达对祖国山川的热爱。
　　所以，海上画院的这些年，画家们共同下基层、进社区、进学校，现场挥毫泼墨，手把手教画画，让海派书画扎根于底，让老百姓享受到美，更督促自己技艺更新。
　　1990年北京亚运会、1993年上海东亚运动会，海上画院的画家们捐赠了200多幅作品，作为给优秀运动员的贺礼；1998年抗洪救灾，海上画院的画家们奋笔挥毫，捐赠300多幅作品，慰问南京军区抗洪救灾将士们；香港、澳门回归，画院组织画家，百米长卷捐赠国家；2008年汶川地震，画家们慈善义卖作品筹得70余万元，捐建起一座希望小学……
　　30年，画院向慈善机构及社会各界捐赠作品2000多幅，出版大型画册30集。宋荣涛觉得，做这些，既是一种存在感，更是一种责任，因为“我们不能忘记根本”。
　　这次，国家将以中国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，交到了这群民间画家的手上，几位年轻画家特别自豪。张乔荣说，这24个字，本质上就是对真、善、美的提倡；国家需要一种精神状态，我们能以自己的画笔来表现，引导大众，以百姓的喜闻乐见，形成社会的正能量宣传，那是我们的荣幸，更是一份责任。